增长奇迹：来自改革开放全要素生产率的最通俗解释

时间： 2024-01-06 04:29     

来源公众号：天勇谈经济

2023年，一是笔者《中国：二元体制经济学—增长解释与未来展望》（简称《二元体制经济学》，下同）由格致、上海三联和上海人民三家出版社收入其当代经济学文库并联合出版。二是8月初到12月20日，笔者主持，有东北财经大学等多所大学、科研院所和其他单位的教研人员和硕博研究生等参与工作，完成了中国二元体制国民经济仿真系统第二次“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大型全面试算。就此二事，笔者笔者拟写一组短文，2024年新年初，每一两天发出一文，请朋友们分享。新书出版和前四篇短文发出后，收到读者留言提问和微信电话交流，提出全要素生产率是最学术的一部分，有的还来面对面的进行了讨论，希望能够通俗地再讲一下。于是我想就之五，以与读友们对话的方式写作和刊出。

周天勇

读友：周教授您讲到全要素生产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强调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全要素生产率这个词对多数读者来讲学术性较强，不大懂它的含义，您能不能通俗地解释一下全要素生产率是什么？

周天勇：全要素生产率是什么？最通俗化比喻，就是一个家庭，大家辛苦劳作了一365天，年底数一下共有多少收成时，发现与往年投入人工、资本和土地等数量相比都没变，甚至还有减少，但是收成却比去年多出来一块。从算帐看对不上，今年比去年多和少了一部分，会计上叫“残差”；从今年创造财富数量多少看，多出来一块叫“余值”。实际就是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就多出一块。而从一个国家来讲，全要素生产率的前身，是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发现，生产法统计各行业增加值加总，比这一年应有的国民财富多出来了一部分，起初称其为“残差”。

读友：我明白了。但是，一个国家数量那么大和那么复杂的经济核算，“残差”是怎么被发现的，我在大学时教科书上又把这种“残差”，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下同），并定义为由知识进展、教育水平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技术研发应用、产业创新获得，而您在书中提出还有改革TFP，能举例说的明白一些吗？

周天勇：国民经济财富核算时，需要生产法、分配法和支出法三种计算相平衡，常常发现后面两种方法计算的要比生产法多出来一块，最初是因不知道从哪多出来一块，因此，称之为“残差”，后来发现往往每年都多，于是将这种“残差”又中性地称之为“余值”，再后来又学术地称其为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述的TFP，一般定义为德育知识进展、广义技术和产业创新获得的TFP。比如，一个劳动者，过去写成一项工作，需要五天时间，后来技能水平提高，用了新的工作方式，只需要三天就完成了；工厂生产零件，过去的装备工艺技术，一天只生产100个；用了新的装备工艺技术，一天生产了200个；多出来的人工工作成果和装备工艺产出零件，就被称之为“余值”。这类余值——全要素生产率，是在劳动者和装备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因教育有了新的劳动者技能，或者新技术发明应用使装备流水线生产增加而形成。因此，又将其称之为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

读友：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上定义，TFP就是因您提到的上述广义技术进步而获得，难道除此之外，体制改革也能形成TFP？

周天勇：现代经济学中的索洛增长模型，假定的场景是市场经济，在劳动者工资价格、工厂税收水平适当、自然垄断被纠正等情况下，不会发生劳动者和企业故意少出力少生产的情况；不会发生户籍体制等阻碍人口和劳动力自主迁移，使劳动力要素能从低生产率地区和行业向高生产率地区和行业再配置；也不会发生一部分土地房屋可以交易，另一部分土地房屋禁止交易的二元状态。因而，没有必要政府出面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所以不会出现我下述的改革后劳动生产积极性提高和土地房屋零到市场价格溢值发生财富增多的情况。

读友：为什么要素市场化改革优化配置劳动资本要素，就会获得TFP？

周天勇：市场化的利益刺激和人口迁移资本流动体制机制改革，调动产出的积极性，把要素配置到投入产出更高的区域和行业，使投入要素生产效率提高获得的TFP。生产往往用投入产出计算。改革开放前，分配平均主义，劳动者干多干少工资一样，如港口员工每人平均一天装卸一个集装箱；工厂生产多生产少，留成一样，如一个周期每炉生产五吨钢。后来，承认物质利益，职工计件工资制，工厂多生产可多提留，港口每人每天装卸变成一个半集装箱，工厂一个周期变成每炉（炼炉大小、员工数量、能源消耗水平没变）生产八吨钢。投入没变，产出增多。这类TFP，来自于体制改革激发了员工和企业的工作和生产积极性，提高了投入要素的生产效率，而与广义技术进步无关。

城乡人口迁移户籍管制、粮食等消费品城乡分割供应、禁止农村子女在城镇接受义务教育、禁止常住流动人口异地购车购房等，阻碍了劳动力要素从低生产率的农村农业向高生产率的城镇工商业流动配置，使国民经济劳动生产率处于低效率状态。体制改革使集体化劳动的人民公社生产队解体，城镇暂住证、允许农民外出务工等人口流动劳动力配置体制松动，使劳动力从农村农业向城镇工商业配置，在投入劳动力数量不变状态下，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出数量增加。这也与广义技术进步无关。

读友：除了要素投入使用和配置效率提高获得的TFP外，中国体制改革过程中还能获得其他类型的TFP吗？

周天勇：是的。多出来的财富有时并不来自于当期生产。比如，一个游客到内蒙古戈壁沙漠中，偶遇捡到一块纯度不低的自然金块意味什么呢？首先，它虽然是财富，但它不是矿业企业生产出来的。其次，他如果拿回家收藏起来，不进行交易或者抵押，就不会货币化和财富化。然而，一旦有一天交易，分配法上有现金收入，支出法上有购买支出。应当计入当年的国民总财富中。然而，由于此类数量微乎其微，一般在国民经济核算时忽略不计。

中国在计划和产品经济时代，土地和住宅禁止交易，它们只是生产和生活资料，没有价格。中国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除了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外，再就是推进土地房屋的资产化。体制改革使过去禁止交易和无价格的土地房屋放开交易，使其资产化，获得了财富溢值性的TFP。

幸运地是，如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土地从无偿划拨改革为有偿出让，城镇住宅进行了从无偿实物分配到商品化改革。当然，这些无价格的土地和房屋，一旦发生交易，则土地出让和住宅出售，发生了零到市场价格的货币和财富溢值，分配法上地方政府和房屋拥有者获得土地出让和销售房屋收入，支出法上需要土地者和购买房屋者则支出了购地买房款，而且与前述游客在戈壁沙漠上偶然拾到黄金不一样的是，规模太大一定会累积在国民财富核算的余值之中。

读友：那么，现在土地出让和城镇原无价格住宅资产化后交易，其发生的财富溢值部分计入了TFP吗？

周天勇：这个问题提得好。不同的政府部门，包括不同学者之间，土地出让金是不是进入GDP核算，进行了争论。应该进入和不应该进入，形成两种意见。从20世纪90年代到2022年，城镇化推进、基础建设和工矿业发展，共计从农村零地价征用了2亿1000万亩左右的土地，有偿出让的9000多万亩，地方政府获得74万亿元收入。如果不计入GDP，分配法和支出法形成的国民财富，无法与生产法相平衡。

从实际的国民经济核算看，国家统计局列了房地产和金融行业，从过去没有调整过的数据看，改革开放前只有项目建设单位，没有房地产企业；而金融业的增加值在总GDP中的比例也很低。但是，后来国民经济核算中增加了房地产行业，并且其和金融业的增加值占GDP比例，自土地有偿出让和城镇住宅商品化后越来越高。因而，实际上土地出让金零到市场价格溢值通过房地产行业工资、利润和税收以及金融业房地产贷款和居民按揭贷款利息，还有居民自有住宅自己给自己虚拟交纳房租等方式，进入了生产法GDP的核算。

读友：城镇住宅商品后，原分配住宅交易零到市场价格溢值部分，也进入了生产法的GDP核算吗？

周天勇：没有，还是余值，在TFP中。原商品化改革住宅二手房交易或抵押、宅地被征用而货币化安置，还有货币化安置棚户房改造等等，对于分配和支出两方法来看，发生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回龙观，分配和支出两方都发生了货币化和财富化过程。但其隐在了每年的TFP里。这种原本没有价格房屋的资产化溢值流动进入“余值”，被实务和学界所忽视，没搞清楚的这一块以为是由广义技术进步形成。

读友：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中，TFP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其中广义技术进步TFP、体制改革TFP，包括改革TFP中要素投入使用效率提高和土地房屋资产化零到市场价格溢值等等，进行过计算吗？各自是多少？

周天勇：我主持的团队对1978-2022年进行了计算和分解，从名义核算看，广义技术进步TFP贡献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66%；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使用效率提高贡献的GDP增长率分别为0.92%和1.33%，合计2.25%；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溢值贡献的GDP增长率为0.55%。TFP贡献的GDP实际总增长率为3.23%，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10%，TFP增长贡献了GDP总增长的35.49%。

这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地方政府征用乡村和城郊集体土地，行政有偿出让零到市场价格溢值，形成的GDP年平均增长0.45%。按理是一种余值，应当计入TFP核算。但是，前面已述，已经以生产法计入了GDP。

也就是说，如果从不同改革分类，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城镇住宅和出让土地资产化改革，四种不同来源的生产效率提高和资产溢值增长，我们这里将土地出让金（当做TFP）也合起来进行计算，则改革增长部分占总TFP增长83.12%，各自的对TFP增长的贡献比率分别为23.53%、34.02%、14.07%和11.51%，体制改革形成的平均增长动能占GDP年平均增长的28.90%。

读友：按照您对改革TFP的分类，在整个高速经济增长周期中，不同体制改革在时间上的不同部署，是不是其推动增长的来源轻重也不一样？

周天勇：是不一样。如图1所示，一是每一类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增长不可能永续，其呈边际递减的趋势；二是中国经济体制，先是进行要素利益导向刺激和优化流动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再是推进了城镇住宅货币化分配和土地有偿出让的房地资产化改革。因此，两段时间中，国民经济增长通过体制改革获得动能的轻重主次也不一样。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制图

1978-1977年间，没有展开大规模的土地和房屋资产化改革，期间改革新经济增长潜能年平均为3.53%，动能几乎全部来自于利益机制刺激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劳动资本市场深化使其配置得到优化。

图1显示，土地有偿出让和城镇住宅货币化分配大规模改革的时间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1998-2000年间，要素市场化改革形成的新经济增长率平均为0.93%，而房地资产化改革形成的新经济增长率平均为1.74%。经济高速增长的改革动力，如果按照时间划分，1998年前主要来自于利益机制改革刺激要素生产效率提高和人口流动放开劳动力向高生产率城市、区域及工商业再配置。1998年起及后，则城镇原来无价值住宅资产化和土地有偿出让发生的财富溢值，补充甚至替代利益导向机制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动能的边际递减，继续支撑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读友：1978年提出和启动改革开放，45年来改革与开放密不可分。上面您只提到了体制改革形成的TFP，对外开放是不是也会带来TFP呢？

周天勇：前面提到，科学、教育和知识进展，技术研发及进步，产业创新提升，其可以带来广义技术进步TFP。然而，其与改革开放和体制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生产和统购统销，价格国家确定，利润上交和亏损补贴，经济封闭国内循环，企业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也没有研发投入和工艺装备技术进步的条件和动力。中国1957-1977年间，根据格罗宁根大学数据TFP增长率年平均为-1.25%，而亚洲生产率组织1971-1977年间数据则为-2.04%。与当时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相比较，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可能要落后30到50年之间。

改革开放以后，（1）开放给国内经济带来的技术流入。积极和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新知识、新技术、新装备和新工艺，国外专家到中国来，中国学生到国外留学，广泛进行教育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合作交流，极大地加速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也提升了装备和产业的技术水平。（2）外资外企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的技术水平。外资外企的作用在于：带来的新技术和新专利，节省了研发投入，缩短了研发应有推广时间；资本进入带来了新材料、新组件、高技术集成的装备和先进流程和生产线，包括数控和智能制造等新技术；而企业的进入带来了新的产权结构和组织结构，以及新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模式，提升了企业生产经营的效率。（3）中国中小学和技术专业学校教育正规化，恢复高考和高等教育，发展硕士博士研究生都教育，人力素质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人力资本的智能和技能水平提高；科学技术自主研发，技术成果推广应用，处于加速追赶阶段。

结论是：没有开放，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TFP增长的由负转正。据格罗宁根大数据并我们的外推替补数据，1978-2022年间，中国广义技术进步TFP实际增长率为0.6%，占44年来GDP年均增长率9.12%的6.59%。与1957年到1977年的数据比较，我们将广义技术进步TFP年均增长率加快到了1.85个百分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体制改革，广义技术进步给中国经济贡献的增长，占总经济增长的20.33%。

总之，可以说，没有中国从一大二公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没有中国从自我封闭向世界经济的开放，也就没有中国TFP的高增长，也就没有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附短文标题

之一：城市和工业化还使中国经济有十年中高速增长的条件；

之二：不能否定和应该理解索洛模型对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贡献；

之三：教条套用索洛算法无法仿真出中国未来还能中高速增长；

之四：创新经济学数理逻辑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服务；

之五：增长奇迹：来自改革开放全要素生产率的最通俗解释